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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帝范》是唐太宗晚年的精心之作，也是其一生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。“范”字的意思是规范，因此“帝范”主要讲的就是做皇帝的规范。这本书的写作，目的是为教育太子如何 *** 地学习为君之道的。贞观二十二年正月，唐太宗将自己御笔撰写的《帝范》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。可以说，此书既是对帝王治国之道的归纳，也是唐代皇家治家之教。
《帝范》作为唐太宗教育太子的一部教科书，对唐代帝王教育是有着重要作用的。我们知道，唐以前帝王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御前讲座。一般而言，讲座内容主要是学经读史。“经” 是治国理政的心法，“史”是治法，二者相辅相成。“经”自然是儒家经典，“史” 是前朝历代之治乱兴衰。
经书古奥，前事隔膜，学习起来自然难度不小。况且自汉以来，讲座学习并无 *** 的教材。《帝范》的出现给唐代的君王教育提供了极佳的教科书。这对太宗以后的政治也是影响极大的事情。对于后继者而言，这毕竟是本朝先祖一代名君统治经验的总结，学习起来自然真切，且易效仿。可以说，这部《帝范》是唐太宗留给其继任皇帝的私家秘典。
《帝范》共四卷，十二篇，另有《前序》和《后序》。唐太宗在《前序》中指出了自己写此训的目的，正文十二篇讲必须遵守的十二条准则，即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崇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等十二个方面。唐太宗指出：“此十二条者，帝王之大纲也。安危兴废，咸在此焉。”
重视君王的人格魅力，善待臣下百姓。
《帝范》开篇就讲“君体”，也就是君王的体态容貌，引申为君王的人格魅力。
“人主之体，如山岳焉，高峻而不动；如日月焉，贞明而普照”，为“兆庶之所瞻仰，天下之所归往”。要保持君体，就必须“宽大其志，足以兼包；平正其心，足以制断”，“抚九族以仁，接大臣以礼”，“奉先思孝，处位思恭”，“倾己勤劳，以行德义，此乃君之体也”。
《君体篇》警诫为君者必须具备君王的人格，做到恩威并施，持威德以“致远”，用慈厚以“怀民”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唐太宗认为君主作为一国之君，仪容、气质非常重要。且一定要行仁政，礼贤下士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对大臣要以礼相待。要将民摆在之一位，因为民是国家的希望和依靠，国家为君主存在的根本。还指出人君应当宽大，胸襟兼收并蓄，涵容万物。这才是唐太宗心目中理想的人君及其“为君之体”。
善于纳谏，杜绝谗言。
唐太宗认为，帝王居于深宫，耳目受阻，有过不闻，有缺难补，故应广开言路。而且采言纳事不能以地位高低而要以正确与否为取舍。只要“其议可观”，便“不责其辩”；“其理可用”，便“不责其文”。
这样做的好处是：“忠者沥其心，智者尽其策，臣无隔情于上，君能遍照于下。”唐太宗认为，昏乱之君自以为“德超三皇，材过五帝”，故“恣暴虐之心，极荒 *** 之态”，对“说者拒之以威，劝者穷之以罪”，致使“大臣惜禄而莫谏，小臣畏诛而不言”，言路堵塞，其目自瞽，其耳自聋，对所犯错误蒙然无知，以至于身 *** 灭，岂不悲哉！此拒谏之恶也。
唐太宗一贯很注意杜绝谗言的问题。他曾说：“朕观前代谗佞之徒；皆国之虫贼也。或巧言令色，朋党比周；若暗主庸君，莫不以之迷惑，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。故丛兰欲茂，秋风败之；王者欲明，谗人蔽之。”他在《帝范》中进一步列举了谗佞者的主要表现：“争荣华于旦夕，竞势利于市朝。
以其谄谀之姿，恶忠贤之在己上；怀其奸邪之志，恐富贵之不我先，朋党相持，无深而不入。比周相习，无高而不升；令色巧言，以亲于上；先意承旨，以悦于君。”还有“以疏间亲”“以邪败正”等。为了去谗杜邪，就要懂得：“逆耳之辞难受，顺心之说易从。彼难受者，药石之苦喉也；此易从者，鸩毒之甘口也”，“明王纳谏，病就苦而能消；暗主从谀，命因甘而致殒”。
知人善任，求贤任贤。
《求贤》篇中唐太宗指出了举贤、任贤、敬贤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夫国之匡辅，必待忠良。”匡辅之臣上佐君王，中总百官，下抚兆民，非忠良不能担此重任。所以“明君傍求俊入，博访英贤，搜扬侧陋，不以卑而不用，不以辱而不尊”，“帝王之为国也，必藉匡辅之资也”，故经寸之珠之珍，黄金累千之富，“岂如多士之隆、一贤之重？
此乃求贤之贵也”。总之，唐太宗在《求贤篇》是想说明，贤能之士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，所以要任人唯贤，凡是有能之士，皆不能因一点小瑕疵掩盖其发光发亮。君主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，离不开这些贤能之士的辅佐。
唐太宗在《帝范·审官篇》中还指出，人君的责任在于知人善任，以安黎民，“得其人，则风行化洽，失其用，则亏教伤人”。他说：“首先应人尽其才，各用其长，让各类人才为己效力”，“智者取其谋，愚者取其力，勇者取其威，怯者取其慎，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”，做到“良匠无弃材，明主无弃士”。另外，对任职的官员进行审察。
审察官员，要看全面，看主流，“不以一恶忘其善，不以小瑕掩其功”。这样才能明职审贤，官得其人。总体说来，唐太宗反复强调君主不仅要任人唯贤，而且还要懂得如何合理使用人才，发挥所长，让每一位贤能之士的才能都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
提倡俭德，反对奢侈。
在《帝范·崇俭篇》中，唐太宗认为，为人君者要提倡俭德。他说：“夫圣代之君，存乎节俭。富贵广大，守之以约，睿智聪明，守之以愚，不以身尊而骄人，不以德厚而矜物。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斫，舟车不饰，衣服无文，士阶不崇，大义不和。”他指出：俭奢二者是“荣辱之端”。
“奢俭由人，安危在己”，若“五关紧闭，目不好采色，耳不闻 *** ，口不食美味，鼻不悦芬馨，身不乐安佚”，那就“令德远盈”，“千憨内攻，则凶源外发”。因此，要遏憨正志，因为骄奢出于志。“骄出于志，不节则志倾；欲生于心，不遏则身丧。故桀纣肆情而祸结，尧舜约己而福延，可不务乎？”
《帝范·诫盈篇》进一步告诫为人君者不仅要节俭，更要反对奢纵。盈即满，满则易奢纵。唐太宗说：“人君虽富有四海”，但若“好奇技 *** 、鸷鸟猛兽，游幸无度，田猎不时”，那就会徭役繁重，农桑荒废。人君若“好高台深池，雕琢刻楼，珠玉珍玩”，也会因赋敛重而民生匮、饥寒生。
他指出：“乱世之君，极其骄奢，姿其嗜欲，土木衣缇绣，而人短褐不全；犬马厌刍豢，而人糟糠不足。故人神怨愤，上下乖离，佚乐未终，倾危已至。此骄者之忌也。”他继承并发挥了诸葛亮的思想，“俭以养性，静以修身。俭则人不劳，静则下不扰”，认为克俭节用、戒酒戒色、善于纳谏等，这些都是太子所应具备的自身修养。
重视文术，尊师重教。
《帝范·崇文篇》，太宗告诫太子，武功重要，文术也不可偏废。“斯两者递为国用”，交替成治国之具。当兵甲烽起，“成败定乎锋端，巨浪滔天，兴亡决乎一阵”时，“则贵干戈，而贱庠序（按：泛指文教）”；而当天下太平时，“则轻甲胄，而重诗书”。这就是“功成设乐，治定制礼”。
而“礼乐之兴，以儒为本”。因为宏广风化，导引习俗，“莫尚于文；敷教训人，莫善于学”。所以，必须“建明堂，立辟雍，博览百家，精研六艺”。总之，“文武二途，舍一不可，与时优劣，各有所宜。武士儒人，焉可废也”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文术对于统治的重要性。事实上，唐太宗也是这样做的，在他统治期间，一向都比较崇尚儒学。
道德立于上，则百姓化于下。足见君德有莫大的教化作用。陶冶君德，资于治道，正是《帝范》的更大功用。唐太宗著《帝范》赐太子之后，唐王朝之后的历代君主臣子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。各位皇帝当朝时，都命人对此书进行注疏解读，以期对自己的统治或对太子的教育有所帮助。宋元明清诸朝皇帝，也常将此书置诸案头。由此可见，该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。
◎本文原载于《学习时报》（作者张军），转载请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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